晚濤孤燈

節錄自陳芳明先生《晚濤裡這孤燈》聯合文學2007年6月號272期。陳芳明，高雄左營人，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。

…1981年史明到達洛杉磯時，以屆六十三歲，我才三十四。那是他的第一次北美之旅，意義頗不尋常。因與他一起同行的，是一冊甫完成的巨著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(漢文版)。這部作品經歷十六年的時光才書寫竣工，挾帶著歷史風雲與騷亂，讓我在閱讀時承受一股強烈的動力。

那年夏天的一個午後，他持贈一冊給我時，便啟開了往後二十餘年的歷史召喚。窗外洛杉磯那座城市，正蒸騰在陽光烈烈的大陸型谷地，而我正要跨入亞洲海島的一個古典世界。當我說古典時，內心絲毫不存在西臘或羅馬的隱喻，但我確確實實把手上這冊厚重的書籍視同史詩那般。不過，台灣史詩並未出現英雄式的人格。在史明的筆下，用力最深的則是集中於描述主流歷史輕易忽視的一般民眾。他的文字並不容易閱讀，畢竟那是以日文原著為基礎，重新改寫擴充而譯成漢文。史明的翻譯文字顯然帶有一些東洋味道，卻對我產生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。使我樂於深入書中進行細讀，也並非純然由於文字，最主要的還是整本書的結構與內容引發高度的好奇。那時還未預見，藉由這冊厚達千頁的作品閱讀，我漸漸的被引導走向台灣史研究的道路。

那個炎熱明亮的南加州夏天，是我向史明問學的一個起點。最初坐在他投宿的客棧訪談時，我內心多少暗藏著不安。自年少以來的知識訓練，我早已被鍛練成型，澆灌出來的思維模式好是背對著台灣史的方向。以中原取向為主流的教育下，如果我懷有絲毫所謂的歷史意識，那絕對與我所賴以生存的海島毫不相涉；反而是宋代中國的歷史與我真實生活緊密銜接起來。至今想來，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

史明的出現，對我知識的追求造成一次嚴重的斷裂。我偏離中國，回歸台灣，就在那年夏天確立。無論是學術思考或政治信仰，都同時有了一次重大的迴旋。那樣大的轉彎，似乎就是像我壯年以前的歷史知識正式告別。但是，揮別並不是一項輕鬆的儀式。思想上釀起的風暴，激盪成一種拉扯、拔河式的撕裂。其中牽涉到民主主義的問題，也擴及到左翼立場的介入。我不知道當時自己的靈魂究竟是早熟還是早衰，只覺得一場無止盡的內在革命已然爆發，巷戰與肉搏戰對我早期的生命展開圍剿殲滅。

為我的青春舉行降旗儀式，全然來自史明的著作。他提出的三種解釋，開啟了我的眼界；台灣民族的概念、階級立場分析，殖民歷史的建構。這些都在我早年的歷史接觸中從未見過，尤其是台灣民族一詞的浮現，無異是一陣驚雷。習慣於中華民族主義的支配之際，我很難理解台灣民族的歷史意義。由於對台灣史的不熟悉，甚至可以說處於一種文盲狀態，我的掙扎糾葛幾乎可以使用慘烈來形容，這兩種對決又對峙的價值觀念，竟在讀完他的史書之後，終於在我的內心產生了位置對換。

我不宜過分誇張史明的書寫策略和詮釋立場。但是，這麼長久的時間過去之後，我扔然必須承認，撐起他史觀的的鼎足思維：民族，階級，殖民，三者之間其實具備樂有機的邏輯思考。建立在綿密富饒的史料基礎上，史明比任何一位史學家更早提出了後殖民的解釋。

中年時期的我寫過最辛苦的一本書是《謝雪紅評傳》……初識謝雪紅這個名子，遠在七○年代初抵美國，從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就已得知。在英文報紙中，她的名子被譯為Snow Red，正好與西方童話中的白雪公主Snow White形成強烈對比。這項發現是我知識上的嘲弄。畢竟在傷心地的台灣沒有任何童話的許諾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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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(史明)從未鼓勵我寫歷史，常常告誡說：「一旦寫成文字，就成為歷史，必須非常謹慎。」凜然於這樣受教，我更不敢輕易動筆。1987年夏天，我以無國籍的身份飛抵日本，決心尋訪謝雪紅的蹤跡。我既失去中華民國護照，也未取得美國護照，只能用一本沒有注明國籍的白皮書文件旅行。那時我以經離開台灣十三年，……。

停留再東京期間，我寄宿在史明的住處，位於池袋車站西口對面的窄巷裡，他的房子是一棟五樓建築，瘦瘦地擠在高樓之間；佔地面積極小，空間非常侷促。我睡五樓，他自己住在四樓，一、二樓則是掛起中華料理招牌的飯店。如此貼近他的起居，我才知道他一向是沒有私人生活。這不僅是他的訪客特別頻繁，我還親自看見他在飯店最忙碌的時候也下廚操鍋。我終於理解為什麼他能夠支持一個屬於自己的政治組織，也明白為了什麼他堅持革命是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的想法。

……見證了史明的生活態度，我也得到了啟示，原來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意義都在實踐中獲得。近在呎尺，我可以感受到爆發能量的熱度與勁道。在無言的身教中，我始體會歷史書寫原來不是向璧虛構，也不是靜態的。我後來決心走遍美國、日本、香港的圖書館，為的是要把謝雪紅的歷史形象拼湊起來。天涯海角又太多散佚的文字，在旅途中我樂意彎腰低首去尋拾，其實都是在學習史明的精神。

……我終於也體會到知識與學問是很大的區別。知識是從別人的經驗取得，學問則是從自己的生命創造出來。在書寫時，若不能與自己的生命發生交感共鳴，那注定是痛苦的追求。每當一個書寫出來的文字都能生動擊打自己的心坎，那樣的書寫就像泉水自然湧出，在折磨中反而有一種快感。史明的生活那樣具有生命力，正因為他知道自己正在創造。即使在世俗的歲月裡，他必須下廚，完全不逃避日日夜夜的瑣碎，卻完全無礙於他的思考與寫作。

這讓我想起了「知識分子」這個受到曲解的名詞，仿佛那是靜態族群的寫照，是貴族氣息的象徵。我不能不把史明與薩伊德連想在一起，他們都敢於向權力說真話，都願意在世俗中實踐他們的理念，並願意捨棄潔癖的姿態而介入政治行動。那種人間性迴異於一般所謂知識份子的定義。他回到書齋靜心寫作時，並未遺忘窗外的世界，其實書寫才是世俗行動與實踐的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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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從未想到，史明在1993年選擇回了自己回家的方式，突然出現在台灣。官方媒體指控他是「非法入境」，但是他並未有任何懼色。對他來說這是他的土地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他的返鄉。我與他在台北重逢時，情緒尤其複雜。唯我明白，他懷有強烈的意志，誓言一定要回到台灣。

……每個人都視他為冷酷的漢子，而我知道他是一位性情中人。史明的返台方式可能令人感到訝異，認為那是一種叛逆的行為。我不覺得奇怪，他的行動就在於表現真實的情感。他成功抵抗了來自體制的政治干擾，終於能夠依照自己的意志在台灣定居下來。

……這十餘年來，我會定期與史明見面，雖然不算頻繁，那份師徒情誼從未受到影響。他仍然相當活躍，比起在海外時期還更積極。他組織一個車隊，從南到北繼續宣揚他的理念。高舉台灣民族旗幟的身姿，俾倪他的時代。許多從海外回來的台獨運動者，吶喊過要流血革命，如今卻從不掩飾對政治權力的飢渴，紛紛向體制靠攏，只有史明隻身抱持疏離的態度，抗拒權力的誘惑。這是他的驕傲，也是他的原則。

他非常明白台灣社會並未有革命的條件，因此從不反對所有選擇進入體制的朋友。然而在體制內並非是享受權力，馴服收編。他到今天還認為，體制內改革的意義，絕不稍遜於體制外革命。見證了現階段的改革者都變成食夢獸時，理想一寸一寸瓦解之際，他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。他以兩年的時間完成《民主主義》一書，一方面介紹西方民主思想的流變，一方面則是迂迴對於躲位本土政權進行批判。他的身段，使酷嗜權力的政治人物都成為侏儒。沒有人相信，阿這樣發言時，年齡正要跨入九十歲。

異國的城市，有多少街燈照射過他寂寞的身影。在星際旅行的浮盪途中，我常常與他不期而遇。每次見面，他未嘗須臾偏離精神奕奕的節奏。第一次在洛杉磯見面時，就已經聽他說過：「再讓我努力十年。」時間過去了，蒼老也過去了，他的努力卻未見有稍止的跡象。如果說它具有傲慢的人格，我是不會反對的。作為他的後輩，我不敢有任何懈怠。典範在夙昔，典範在眼前，我只能亦步亦趨追趕著他。晚濤更急，孤登更亮，如果他持續燃燒，果敢出航，我豈可捻熄年少以來的理想希望。